香港是本世纪没有燃烧战火、没有受政治运动困扰的城市。六、七十年代，香港经济腾飞，有了经济能力的港人实业家和中产阶级并没有忘记支持传统文化的教育与传播，他们大量收藏流散到港、台和海外的中国文化艺术品，他们支持创办像港大中文学系、新亚书院、新亚文化研究所这样的传统文化教育机构，像中文大学文物馆、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香港艺术馆等收藏与研究传统中国艺术品的大型艺术场馆。正是因了这些条件和环境，才成长出像饶宗颐这样的国学家，像金庸这样的作家，像刘作筹（虚白斋主人）这样的收藏家，以及像丁衍庸、赵少昂、杨善深这样的国画家……。此一历史背景告诉我们，香港出现像黄仲方这样的画家和鉴赏家，并不是个别与偶然的现象。
去年夏天参加香港艺术双年展评选，余暇看本地艺术收藏，结识了香港画家、收藏家黄仲方。记得是一个细雨蒙蒙的下午，当我同港大艺术系教授万青力，香港荣宝斋经理雷振方，穿过中环和湾仔如林的大厦，在铜锣湾后面的半山上，走进黄仲方置满文史典籍和古近书画的厅堂，恍然生出一种隔世般的亲切感。不久前，黄仲方来中国美术馆举行个展，他的文人气质和作品的传统功底，使北京不少朋友感到惊异。在弥漫着西方文化和大众文化的香港，怎会有这样的画家，这样的艺术？
黄仲方生于上海，5岁时随家移居香港。父亲黄宝熙是著名的收藏家，相与交往者有钱穆、于右任、张大千，顾青瑶、王季迁、苏立文、吴天任、饶宗颐等诸多学者和艺术家。仲方幼即嗜画，父亲为之取号曰“幼痴”，并聘著名画家顾青瑶为家庭教师。顾氏初授其笔法，教习书、写兰竹，而后学简笔花鸟，由牧溪而八大，再规模宋元及明清山水，家中所藏历代真迹，都令之观摩勤习。用顾青瑶的话说，仲方如“璞玉”，必须以“取法乎上”的原则进行雕琢，使他“胎息于古书画”而不受“慵笔惰墨之侵袭”。与此同时，黄宝熙又请深谙古画的徐伯郊先生教仲方辨识真膺，寻查著录，又安排他多次赴台北故宫及日本，参观中国古书画，旷扩眼界与心胸。
1962年夏，仲方被送到巴黎读大学预科，继而到伦敦读商业管理。60年代未回到香港，任职于工商界。七、八年后，他转而经营书画，先后创办了香港汉雅轩、台北汉雅轩和纽约汉雅轩，使汉雅轩成为海外经营和传播中国画艺术最具规模和影响的画廊。90年代初，黄仲方毅然结束画廊经营，改号“幼痴”为“又痴”，再一次专心于绘事，长达21年的商海生活挤掉了他许多作画时间，却经手了大量古近作品，使他成为颇有影响的鉴赏家。
90年代，黄仲方多次举办画展，谢稚柳，苏立文等著名艺术史学者纷纷著文进行评论。谢稚柳把黄仲方和苏富比、嘉士得两大拍卖行中国书画部主持人张洪、黄君实并列，说“三位都是行内公认的重要鉴赏家，属于通常所说的实力派”，“在近三十年来中国艺术品价值不断提升的过程中，这几位鉴赏家所起的作用可说是举足轻重”，他还以“清”、“深”、“新”三字赞许他们的书画创作。这些话并非虚应之辞。美术史和谢先生本人的经验表明，优秀的鉴赏家虽未必都是优秀的书画家，但优秀的书画家一定具有出色的鉴赏力。
黄仲方画山水，表现永恒的自然渴望和超然物外的心境——万青力称之为“古意”，卢辅圣称之为“桃园情结”，刘骁纯称之为“山林情结”。这从画题《秋雨初凉》、《清溪轻过人自闲》、《耸翠》、《坐看云起》、《乐水》、《忘言》、《静悟》可以明鉴。黄仲方并不拒绝“摩登”和“尘心”——他生活在香港，熟悉西方文化和世界潮流；他供职于商业，要投入算账的心思；但他又有自己的生存方式和一往情深的精神追求：赏画、藏画、作画，并追求充满古意的画风和传统文化情致。这追求推动他壮年淡出商海，全身心地投入“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的劳作，走进人生的另一境界。
一个生于上海、长于香江，留学欧洲、经商20年，走过许多国家的人，对传统艺术和文化的这种执着态度，是个别现象，还是带有某种必然性呢？
香港的殖民地历史，它的弥漫着都市世界主义和享乐主义的特色，从来是与香港中国人虔诚存藏古物、追求“古意”的历史并存的。在战乱频仍的中国，不断有广东及各地的文化人移民、滞留、过行于香港，并对它的文化艺术产生影响。特别在民初，抗战初和解放战争后期，文化界有过三次移居（或暂居）香港的高潮，他们中有诗人丘逢甲、黄遵宪、杨圻、柳亚子，收藏家冯师韩、张虹、叶恭绰，社会活动家康有为、何香凝、梁士诒，画家、书法篆刻家于右任、邓尔雅、鲍少游、王一亭、简经纶、邓芬、黎葛民、黄般若、黄少强、黄君璧、张大千、溥儒、卢子枢、吴子深、顾青瑶、李研山、丁衍庸、赵少昂、冯康侯，学者和文化人蔡元培、赖际熙，陈寅恪、郭沫若、谢无量、钱穆、章士钊、董作宾等等。这些人在港组织文化艺术社团，聚徒讲学，鬻字鬻画，或者筹办展览，宣传抗战和传统文化。其带给香港的影响，是不能以居住时间衡量的。
其次，香港是本世纪没有燃烧战火、没有受政治运动困扰的城市。六、七十年代，香港经济腾飞，有了经济能力的港人实业家和中产阶级并没有忘记支持传统文化的教育与传播，他们大量收藏流散到港、台和海外的中国文化艺术品，他们支持创办像港大中文学系、新亚书院、新亚文化研究所这样的传统文化教育机构，像中文大学文物馆、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香港艺术馆等收藏与研究传统中国艺术品的大型艺术场馆。正是因了这些条件和环境，才成长出像饶宗颐这样的国学家，像金庸这样的作家，像刘作筹（虚白斋主人）这样的收藏家，以及像丁衍庸、赵少昂、杨善深这样的国画家……。此一历史背景告诉我们，香港出现像黄仲方这样的画家和鉴赏家，并不是个别与偶然的现象。这对我们认识香港文化艺术的丰富与复杂，认识传统文化艺术的适应性与生命力，是深有启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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